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圈建設視野下廣州乞巧民俗文化活態傳承模式初探

黨的十九大以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上升為國家級的重要發展戰略。與世界其他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特色更加鮮明�；浉郯娜�地同根同源、血脈相通的嶺南文化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突出優勢。隨著《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圈”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19—2021）》的發布，大灣區文化圈建設全面啟動。在此背景下，嶺南文化充分發揮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嶺南文化是大灣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大灣區文化圈建設具有積極意義。

廣州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非常重視嶺南民俗文化的保護和傳承。乞巧民俗文化是嶺南民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廣州經過近幾年的努力，已在保護與傳承乞巧民俗文化以及打造相關文化品牌等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但在新形勢下，廣州乞巧民俗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仍面臨若干瓶頸問題。因此，在大灣區背景下，廣州乞巧民俗文化如何積極融入文化圈建設，拓寬創新發展路徑，是當下值得思考的問題。

廣州乞巧民俗文化綜述

概況

農歷七月初七的乞巧節源于牛郎織女銀河相會的古代神話，在廣東尤為興盛。從宋代開始，乞巧節在廣州風行，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其從原來拜七姐和祈福姻緣發展到多種愿景，成為廣州地區深受人們喜愛的以女紅為主體的民俗節日。廣州在近幾年間經歷了從農村乞巧節民俗文化復活到打造廣州乞巧文化品牌的過程。雖然廣州乞巧因其獨特的民俗特色引起了全國乃至海內外的廣泛關注，但從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在當代有關記載廣州歷史文化的重要典籍當中，并沒有關于乞巧民間風俗的介紹。目前國內對廣州乞巧民俗的文獻研究發表主要集中于2005年至今。2005年首屆廣州乞巧文化節后，天河區政府各部門和文化研究部門組織開展乞巧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和保護工程，并在學術界組織開展對乞巧文化的理論研究，增加了相關文獻數量。

研究綜述

國內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和地理學領域，以曾應楓、馮少貞、梁鳳蓮、儲冬愛等學者為代表，其研究涉及乞巧文化特征、乞巧文化傳承及乞巧節慶的復活與重構等。廣州天河區珠村素有“中國乞巧第一村”的美譽，是嶺南地區學者研究乞巧民俗文化的主要對象。近年來，以儲冬愛、陶偉和陳慧靈等學者為代表，他們對關于珠村的城市文化認同、珠村與西和兩地乞巧文化比較、珠村城中村柔性化和異質化管理模式、珠村乞巧民俗文化重構等進行了探索。而趙穎、楊靜等學者則研究了珠村非物質文化遺產歷史文化名村保護模式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制等。

從2005年至2014年，廣州每年都會舉辦關于乞巧文化的專家學者論壇和研討會，研討會主題既涉及乞巧民俗文化的弘揚與交流、傳承與發展，也包含廣州各區不同特色的乞巧文化。2012年，廣州乞巧文化高峰論壇將研究范圍拓展到海內外，暢談乞巧民俗文化的區域性差異。2013年，乞巧民俗文化的傳承和融合在國際論壇得到進一步關注，該論壇指出：對乞巧非遺的最好保護就是活化，將理論成果轉化為具體實踐。

綜上，廣州乞巧民俗文化在近年來取得了豐富的理論研究成果。相關研究更加關注如何弘揚和發展廣州乞巧文化，提倡發展不同地區各具特色的乞巧文化，更加深入地探討了乞巧民俗文化走進課堂等傳承形式和乞巧民俗歷史文化的精髓所在。雖然關于廣州乞巧民俗文化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關于當下廣州乞巧民俗文化如何突破傳承發展瓶頸，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圈建設的相關論述并不多。

廣州乞巧民俗文化傳承發展面臨的瓶頸問題

乞巧傳統民俗信仰與都市文化需求之間存在差距

通過2018—2019年為期兩年的217份問卷調查和實地訪談可以發現，對于廣州每年舉辦的乞巧文化節，參與者大多數為廣州本地居民，且為長期居住在珠村的中等學歷的高齡女性，而游客主要是來自廣州市高學歷的高齡女性。受訪者對乞巧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對參與乞巧文化節也有較高的熱情，但青年人的參與度偏低。這表明乞巧節的傳承與發展在青年一代出現斷層。較多本地居民偏向于將乞巧文化節視為表演活動，對其缺乏文化認同感。游客參與乞巧文化節的情況并不理想，參與文化節的動機為“感受傳統文化”的游客占一半以上。

大灣區的乞巧文化交融不足，缺乏互動平臺

粵港澳城市群區域協作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文化交流也亦然。雖然從2005年至今，在廣州市、區和街道等各級政府的引導下，已經連續舉辦多屆“廣州乞巧文化節”，在廣州其他以嶺南乞巧民俗流傳的傳承譜系代表地區，如廣州天河區車陂村、黃埔區橫沙村和茅崗村及雙崗村、番禺區凌邊村等，這一文化品牌產生的輻射效應并不明顯，粵港澳地區乞巧文化交融不足，缺乏互動平臺。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圈視角下廣州乞巧民俗文化活態傳承創新模式

以上述瓶頸問題為導向，以內外兩個維度的文化傳承動力為依據，本文嘗試構建“內部引導+外部傳承”的聯動傳承模式。

內部引導，整合乞巧民俗文化資源

雖然相關學者對乞巧民俗文化已有一定研究，但仍需要進一步深入挖掘廣州乞巧文化生態、文化淵源和文化演化，即從地緣、史緣和族緣三個方面探尋粵港澳三地的關系。這有利于了解乞巧民俗文化生態，為廣州乞巧民俗文化與香港、澳門乞巧民俗文化的融合奠定基礎。以廣州為代表的珠三角地區與香港、澳門的乞巧民俗文化具有一定的歷史淵源，通過對其起源時代、文化因素、主客體特征等方面進行探索，從縱向和橫向角度對比分析，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乞巧民俗文化。梳理當代廣州乞巧民俗文化的基本性質、結構、形態、功能等方面的演變特征，加強其與香港、澳門地區文化的融合，進而構建多元的文化共同體。

外部傳承，創新乞巧民俗文化傳承路徑

以推動大灣區乞巧民俗文化交流為目標，分別從廣州乞巧民俗傳承的技能培訓路徑、整體保護路徑、文化產業合作路徑以及區域協作路徑的“四位一體”創新路徑進行積極探索。

技能培訓創新路徑

技能培訓應建立在對已有文化資源整理的基礎上。在大數據時代，借助數字化方式對乞巧民俗資源進行全面整理，如建立覆蓋大灣區的乞巧文化專項數據庫，內容包括代表性的傳承人物、傳承技藝和重要節事空間等口述訪談及數字影像材料，充分實現乞巧民俗文化的數字化表達；同時，在此基礎上，對傳承人和技藝的數據進行分類歸檔，對數據庫資源進行二次開發，與遠程教育系統進行對接，制定適用于廣大民眾的各類線上線下課程，拓寬乞巧技能展示平臺，豐富技能培訓途徑，進一步健全傳承人培育制度。

整體保護創新路徑

從文化遺產保護的整體性原則出發，將乞巧民俗事象及其周邊互動或依托的環境空間和事物作為整體，并對其進行保護。問卷調查顯示，旅游活動和承載旅游活動的場所對游客具有同樣的吸引力。以珠村為例，游客對七夕廣場、明德堂、珠村大牌坊、乞巧博物館、乞巧苑和姻緣古榕樹、元德陳公祠、北帝廟和水浸街等節點的偏好度呈遞減趨勢。此外，在了解游客活動空間偏好的基礎上，對代表地區內部的乞巧節事空間進行規劃開發。

珠村雖然承辦了多年的乞巧文化節，但在基礎配套設施、旅游標識系統、商業服務設施以及節事空間等方面仍存在諸多不足。研究發現，廣州城中村微改造和老舊小區微更新等新常態建設對公共開放空間、街巷交通空間和小微綠地提質改造具有積極意義。廣州市計劃于2022年底前建成1000千米以上碧道，倡導激活濱水沿線經濟帶，在水文化基礎上融入濱水沿線地區的傳統文化。廣州黃埔區、番禺區等地既是廣州乞巧文化代表地區，又是典型的南方水鄉聚落空間。因此，可以嘗試突破乞巧民俗文化保護在傳統空間上的局限，梳理各類乞巧節事空間類型和形態特征，提出適合新時代不同乞巧節事活動形式的節事空間更新保護措施。將乞巧文化遺產保護與提升人居環境、碧道建設等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實現對乞巧民俗文化的創新性保護。

文化產業合作創新路徑

根據加拿大學者巴特勒（Butler）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以及阿倫特（Arendt）和蓋茨（Getz）等針對生命周期理論進行的深化研究，結合問卷和訪談結論可知，廣州目前乞巧文化傳承的代表地區還處于第二階段，即參與階段。這對未來的城市規劃管理提供了參考，即傳承代表地應當加強對旅游地的規范，突顯文化產品和旅游地景觀特色。

此外，在與乞巧主題適配的前提下注入符合新時代要求的審美元素，拓展乞巧民俗文化產品空間，充分把握乞巧民俗文化的核心價值，確保乞巧文化原真性，將各類與乞巧文化主題內涵有關的民俗活動移植過來，以及祈盼活動形式新舊結合，技藝元素材料雅俗共賞，比如結合龍舟節或者其他民俗節事，“打包”相關文旅活動。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協作，系統整合不同地區的乞巧項目或靈活整合相關的非遺產品，形成跨市區的“乞巧+”創新文化產業。

區域協作創新路徑

以大灣區乞巧民俗文化共性特征為基礎，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加大乞巧民俗文化的宣傳推廣力度，發揮對外聯系的區位優勢，拓寬國際交流活動途徑和平臺，提升活動參與性與互動性，讓廣州“本土化”乞巧民俗“走出去”，實現乞巧文化活動運作主體多元化。

習近平總書記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扎實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系統性保護，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推進文化自信自強。乞巧非物質文化遺產民俗的活態傳承涉及多學科、多領域和多方面。廣州乞巧民俗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既要避免成為與社會發展相脫節的“過時民俗”，也要避免在都市文化消費過程中被快餐化和娛樂化。因此，需要及時解決乞巧民俗文化傳承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在文化資源轉換過程中注重原真性，確保其在傳承中得以發展，在發展中得以創新。

在大灣區文化圈建設的機遇和背景下，乞巧民俗文化的活態傳承可以從內外兩個維度出發。在內在層面上，要在充分了解廣州乞巧文化生態、淵源及演變的基礎上，積極與香港、澳門乞巧文化相融合，豐富其文化內容；在外在層面上，要從產業品種、運作主體、教育手段、保護范疇等方面進行拓展與創新。通過內部引導、外部傳承的創新模式，有利于廣州乞巧文化充分融入大灣區文化圈建設，有助于講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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