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諸葛亮南征

對三國時期蜀漢政權的研究歷來是許多學者研究的重點，而三國時期諸葛亮南征也是蜀漢政權研究中許多學者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關于南征的目的、路線，以及對七擒孟獲的討論是許多學者探討的重點內容�，F就所能接觸到的關于諸葛亮南征的相關問題論著做一綜述，希望能夠為學者們在進行該方面的研究工作時提供一些參考。

南中變亂的相關研究

南中變亂的原因

劉備去世以后，諸葛亮在對待三國鼎立的問題上，堅持按其和劉備制定的“聯孫抗曹”的預定方針辦。在諸葛亮重新與東吳建立同盟關系后，蜀國一方面緩和了與吳國的關系，與吳國共同對抗魏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讓魏國短期內不敢輕易舉兵；另一方面削弱了南中地區的反叛者與吳國之間的聯系。公元223年，劉備夷陵兵敗后病死于白帝城，后劉禪即位，不久后，南中地區爆發了大面積的叛亂。而如何對待南中少數民族的反叛，是諸葛亮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但是，關于此次南征的具體過程，《三國志》中并未敘述。

公元225年，諸葛亮帶兵南征，平定了南中地區的叛亂。關于南中叛亂的原因，不同的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肖登華認為叛亂是因為蜀漢勢力向南中發展威脅到了南中的大姓和夷帥的利益，大姓和夷帥反叛的根本目的是保護自己的既有利益。梅錚錚通過分析發現當時南中地區反對蜀漢朝廷的跡象始于雍闿，而后朱褒的叛亂意味著南中各郡正式舉起反抗蜀漢朝廷的旗幟，她將南中的反叛定義為一次反抗蜀漢朝廷的軍事叛亂，而這場叛亂是漢人官吏先造反，緊接著夷人首領也跟著反抗。何畏通過梳理叛亂的性質，認為南中地區的叛亂是“叛”和“亂”相結合導致的；他還指出，這場叛亂中存在民族沖突、反蜀動亂、割據叛亂、動蕩戰亂相互交織的復雜情況。反蜀的高定、雍闿、朱褒等勢力并未協同行動，而是具有相對獨立性；他認為南中變亂的外因是蜀漢前期在南中各郡進行的內郡化嘗試，內因是蜀漢中央、地方官吏、大姓、夷帥、孫吳五大政治勢力的博弈。李昆通過整理南中地區武裝力量活動的次數發現，在所有發生叛亂的地區，南中地區最為頻繁，并且叛亂中心自南向北轉移。他認為叛亂的頻發既受到整個時局的影響，也與國家政策的執行有關；南中的叛亂實際上是地方武裝叛亂的一種，而南中地區的問題也深刻地左右著蜀漢政權的發展軌跡；劉備去世以后南中地區出現的地方武裝叛亂，源自之前劉備入蜀后在南中地區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南中變亂的根源是蜀漢之前的內郡化嘗試。

南征的目的

關于蜀漢為什么南征這一問題，學者們的看法大多是一致的。從短期來看，南征的直接目的是平定叛亂，維護國家政權。薛琳指出，當時蜀國面臨的復雜情況決定了諸葛亮無法第一時間平定南中的叛亂，因而只能先對南中實行“和撫”政策，在南中叛亂三年后再進行南征。

從長遠來看，學者們都認為蜀漢進行南征是為了更好地進行北伐。朱紹侯在《對諸葛亮南征北伐的評價》里提到，諸葛亮南征的目的是掃除北伐的后顧之憂，最終實現“南撫夷越，西和諸戎”的目標。凌富亞通過分析南中的地理位置發現，南中是蜀漢政權的一道屏障，只要能夠越過南中，便能順利深入蜀漢，因此執政者必然重視南中的穩定，并且南中具有重要的經濟地位，南中的資源極大地幫助了蜀漢更好地進行北伐。張晉認為諸葛亮南征是一次重新在南中地區恢復王朝控制邊疆建立統治秩序的行動。劉詠濤認為諸葛亮平定南中的根本目的是保證南中盡可能地被納入當時的蜀漢國家體系中，與此同時，讓南中地區成為國家資源，而不是負擔和不穩定因素。 

南征的路線問題研究

關于南征路線的相關問題，姜南對過去學者的觀點有一個較為清晰的梳理。他發現學術界對南征路線的主要內容有較為一致的看法，但對路線中的部分內容有不同觀點，差異主要集中在關于五月渡瀘的地點、諸葛亮追擊孟獲的地區、南征路線的終點等方面。

關于南征路線的相關研究，近二十年的爭議點主要集中在諸葛亮親自率領的西路。趙德云通過考古資料結合實地考察論證了南征沒有經過旄牛道，并且認為“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一語，是指由水路抵達越嶲郡界之安上；他還通過對大涼山地區的考察判斷卑水縣即今昭覺縣，復原出諸葛亮南征“渡瀘”前的路線為從成都出發，沿岷江南下至僰道（宜賓）之后，經水路（逆金沙江而上）在越嶲郡之安上縣（今屏山縣新市鎮，舊稱石角營、蠻夷司）登陸，登陸后的路線尚未得出確切的結果。關于諸葛亮在何處渡瀘，他認為在江驛、皎平渡、寧南葫蘆口鎮的可能性更大。

薛琳通過史籍記載和現實調查論述了南征的主力線是滇西，認為諸葛亮從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后，他的行進方向是滇西，目的是平定滇西，完成他平定南中四郡的戰略決策計劃。符麗平、李欣航在《諸葛亮南征問題考》中根據實際考察認為，魚鲊渡和華彈渡是比較適合大部隊渡過的渡口。潘民中在《諸葛亮南征之役探微》中列舉了過去對南征軍隊所到達的最遠地的幾個說法，認為南征軍所到達的最遠地為今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區。

在關于路線的研究中，大多數學者是將路線作為一個單獨的研究問題進行研究的，但是宋健通過分析蜀漢的政區設置提出了一個新的思考方向，將路線與蜀漢的政區設置進行聯系。他認為蜀漢在南中地區進行政區調整，并不是主要考慮民族分布的因素，而是與行軍路線以及反叛勢力有很大的關系。他認為政區并不一定是按照不同的民族進行劃分的，反而有可能是通過政區設置對民族勢力進行分割，避免其勢力過大。在兩漢時期，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往往以部族為單位設置郡縣，以部族首領為郡縣長官。對于當時的蜀漢而言，平叛的兵威已至，在調整政區后在南中七郡都委派了能人作為太守，加強了中央對此地的控制力，沒有必要再以民族為單位進行劃分，使其自治。所以他認為蜀漢調整南中政區，與行軍路線以及反叛勢力的分布關系最大。當然，反叛勢力的范圍與民族分布也有一定的關系。

南征問題中諸葛亮“心戰”策略專門研究

諸葛亮在南征時所采取的策略被學者們定義為“心戰”，他們對這個策略有不同的見解。

劉偉航認為諸葛亮的“心戰”大致分為“實施心理干擾；恩威并重，建立仁者無敵之師形象；以仁愛服其心”三個主要內容，同時也指出諸葛亮的攻心戰實質上是封建社會的“愚民政策”在軍事領域的體現，這也是南征“心戰”的局限之處。張應二對諸葛亮的軍事活動進行了專門研究，他從不同維度對諸葛亮的“心戰”策略進行了深入分析，這是所有關于諸葛亮“心戰”策略的研究中研究面最廣、深入程度最高的。他指出諸葛亮“心戰”主要是根據南中地區人們的心理和情感作戰。蜀漢政權在以強大軍事實力為后盾的前提下，借助特殊的信息媒介，并按照一部分與心理學相關的原理，通過宣傳和其他各種手段，對南中地區夷人的心理施加刺激和影響，使其朝著蜀漢政權預定的方向發展和變化，用更少的代價換取更大的勝利。他認為諸葛亮在平定叛亂的過程中自始至終都貫穿著“心戰”的作戰方針，在戰后治理南中時也力圖使夷人心服。他認為諸葛亮的“心戰”有戰略心戰和戰術心戰之分。諸葛亮的戰略心戰是從整體上“安撫夷越”；戰術心戰則是一種以軍事實力為后盾，優先使用宣傳、威懾、謀略攻心等心戰手段的作戰方式。孫健飛指出，蜀漢不僅在南征時期實行以“攻心為上”和“取其心服”的策略，蜀漢政權的民族法制實踐也是以信義為指導思想，這幫助蜀漢政權凝聚和爭取了人心。

對于“心戰”的作用，也有學者提出過不同的見解。朱華認為在缺乏有力證據的情況下，不能對“心戰為上”的戰術作過高的評價。

關于諸葛亮“七擒孟獲”的相關討論

在諸葛亮南征中，“七擒孟獲”是流傳較廣的一個事件，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七擒孟獲”是最能直接體現諸葛亮“攻心為上”策略的事件。許多學者都對諸葛亮“七擒孟獲”的相關內容進行了討論。

白翠琴認為七擒七縱孟獲的說法雖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實，但從側面說明諸葛亮在南征中采取了“攻心為上”的策略。張應二指出孟獲是當地人民中比較有影響力的人物，如果能夠讓其順服，便能幫助蜀漢政權緩和與少數民族的關系，進一步鞏固蜀漢在南中地區的統治。同時他指出，孟獲投降的主要原因是當時諸葛亮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孟獲無法戰勝，而諸葛亮對孟獲發動的心理攻勢也提供了幫助。張晉從王朝控制邊疆的角度指出諸葛亮七擒孟獲符合當時的歷史情境，是合乎中國歷史發展脈絡的合理性解釋。

但也有學者持不同看法，鄧沛通過考證認為七擒孟獲并非史實，而是小說家的藝術加工，不應將其當成信史看待。孫健飛認為七擒孟獲被附會的可能是張嶷解縱魏狼之事。他指出當一個人物具有較大影響，且被人們所敬仰時，后人往往會把與其同時代甚至相距較遠時期的其他人物的思想與事跡加在其身上，其中固然有穿鑿附會，但往往也有最初的原型。他認為七擒孟獲的故事能夠從側面反映出諸葛亮南征時期實行的是“攻心為上”“取其心服”的策略。符麗平、李欣航認為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是將蜀漢政權多人收服南中夷人的事跡附會于諸葛亮一人之身，將其他夷人首領被擒又縱的事跡附會于孟獲一人之身，由此產生了流傳于世的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

部分學者也對七擒孟獲的地點進行了研究。薛琳根據云南地方史籍梳理了關于七擒孟獲的地點的三種說法，得出了“七擒孟獲”的主戰場在滇西的結論。陽國勝通過對湖南靖州地區的考察和研究發現，在以靖州縣為中心的湘黔桂邊境地區發現了大量諸葛亮南征遺跡，并且指出《三國演義》所述諸葛亮南征的地理風物與靖州實況吻合，由此他提出新的觀點，認為湖南靖州最有可能是諸葛亮“七擒孟獲”的真跡地。

南征的作用以及諸葛亮形象研究

南征的作用

關于諸葛亮南征的作用，大多數學者都認同蜀漢南征以及南中的治理對當時蜀漢政權的穩定以及后世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南征之后，蜀漢政權在南中地區的治理增強了蜀漢的實力，為蜀漢的北伐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并且認為諸葛亮對南中地區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南中地區經濟的發展，加強了南中地區與蜀漢之間的聯系，推動了民族融合的進程。

但部分學者也提出了不同意見。范文瓊認為諸葛亮為了實現北伐的最終目標，把一切經濟都納入戰爭的軌道，讓一切為戰爭服務的政策，使得蜀漢政權不擇手段地掠奪民族地區的人力和物資，加大了對民族地區的剝削與壓榨。王進科、何銀發認為諸葛亮南中治理所起到的安撫作用并不大。降都督在當時執行的以武力為后盾，以獲取資源為主要目的的民族政策可能并沒有很好地推動當時南中地區的發展。

諸葛亮的形象研究

在諸葛亮南征之后，南中地區逐漸發展出了獨特的諸葛亮文化，許多學者都對南中地區流行的諸葛亮文化進行了探討。關于諸葛亮的形象研究，不同學者的思考角度雖然存在差異，但其也有部分共同之處。

孫健飛認為，諸葛亮是實踐蜀漢民族法制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將云南地方志中記載的諸葛亮事跡分為三個主題：關于諸葛亮南征駐軍、飲水等的故事；反映諸葛亮戰爭中“多智”特點的故事；關于諸葛亮推廣先進技術、造福于民的事跡。他認為這種“意圖”與“社會記憶”反映出了當時人們的價值觀或心理傾向，而產生這種“意圖”與“社會記憶”的背后通常是有原型作為依據的。諸葛亮之所以被人們所尊崇，根源在于其在南中地區的治理舉措集中鮮明地體現了蜀漢民族法制中的信義原則，得到了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底層社會群體的認同。

向文斌、覃山權研究認為云南地區的諸葛亮傳說和崇拜現象從更高層面反映出了南中地區少數民族不斷封建化的過程。這是多民族統一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定的歷史文化現象。他們認為諸葛亮南征對云南地區最有意義之處在于南征過后所形成的諸葛亮崇拜現象。這是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相互吸收、不斷發展的結果，為西南少數民族融入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進程提供了特定的文化共性。

白翠琴認為諸葛亮的形象在南中地區流傳較多的原因有三點：一是后世封建統治階級為加強對西南的控制而大加宣揚；二是深受三國故事、演義小說的影響；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點，即諸葛亮在南征中采取安撫政策，而后又采取了一些促進南中社會經濟發展、緩和民族矛盾與調整民族關系的措施。

但也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見解，陳芳通過整理云貴川地方志中蜀漢南征的遺存發現，這些遺存在名稱、內容上具有趨同性，分布廣且某些區域相對集中，與傳說及傳說中的人物關系緊密；許多蜀漢南征遺存隱藏著大量有關漢代特別是東漢時期的相關文化真實資訊，只不過被蒙上了一層“諸葛亮南征”的外衣。

以上是學者們關于諸葛亮南征相關問題研究的綜述。從中可以看出學者們在這一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研究觀點高度一致，如對南征目的、南征原因的觀點；二是對南中治理的相關觀點與前人研究并無太大差異，大多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運用新的史料進行補充�；�于此，希望學者們能夠對此有所關注，并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有更多的成果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