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漁美學思想 打造杭州宋韻城市品牌

現通過挖掘宋韻文化內在精神審美內核，借鑒李漁的美學思想，探討李漁美學思想對于宋韻文化傳承的當代借鑒，并提出用宋韻文化打造杭州城市品牌，用內里的精神標識統一審美，達到物境、情境、意境三者的統一。

近年來，杭州一直致力于用宋韻文化打造杭州城市品牌，以期進一步提高杭州的辨識度，厚植杭州文化底蘊。然而，古人講究形神兼備，用宋韻文化打造杭州城市品牌應包含兩個層次，一是物化的表層符號，二是內在的審美精神。筆者認為用宋韻文化打造杭州城市品牌，不能只停留在表層符號上，關鍵是要用內里的精神標識統一審美，用內在的宋韻審美凝聚外在的物化標簽，達到物境、情境、意境三者的統一，從而賦予宋韻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宋韻文化的審美內核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尤其是漕運中心的南移，影響了杭州的經濟發展狀況。杭州在宋代已相當富庶，其人口、賦稅在東南首屈一指，遠在蘇州、越州之上，被仁宗稱為“東南第一州”。自魏晉而下，歷經隋唐，以及五代末吳越錢镠的耕耘，杭州至宋代在財富上超過開封，躍居全國第一。但彼時的杭州，在經濟領域或可“獨步天下”，但離政治中心的地位還有些差距。杭州在自然景觀上以優美著稱，但沒有名山大川的加持；在規模建制上，也沒有氣勢恢宏的建筑設計；在文化形態上，更多的是一種務實開放的市民文化。因此，在城市整體呈現上，相較于北方中原城市，杭州到底還是缺乏歷史的厚度；而在審美格調上，杭州表現出一種“小家碧玉”式的閑適情調。

南宋時期，幾乎整個中原的財富、技術、人口、制度、思想以及文化都被帶到了杭州，這使得本就富庶的杭州晉升為全國第一州。其不僅是全國的經濟中心，還是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隨著人口大量南遷，一大批士大夫精英階層隨之而來，相較于人口數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改變了杭州的人口結構——士大夫的人口比重增大。這一人口結構的改變，對原本以市民階層為主的杭州產生了深刻影響。士大夫的思想、審美影響了杭州原有的審美范式，但其并沒有全然“吞噬”杭州原本的文化形態。當講究理性道統的精英文化和追求務實開放的市民文化相碰撞時，浙江便隨之成為當時思想文化最活躍的中心區域。在思想上，當南渡的儒學正統和浙江的務實精神相碰撞時，事功之學和儒家正統相結合，“義利雙行，王霸并用”的浙學躋身全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流派之列；在文學上，從市民文學的興盛到南宋臨安市井文學的大放異彩，文學重心一降再降，不管是文學創作者還是消費者，都更多地向普通百姓靠攏，以“說話”和南戲為代表的文學樣式充斥在臨安的瓦肆勾欄之中；在藝術創作上，巨嶂式的繁復創作在南宋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刪繁就簡的清韻小品。這種南北交融的思想文化沖擊在杭州這座城市表現出一種中庸的審美傾向，一方面隨著財富的增加和教育的發達，杭州的市民階層較其他城市的文化層次相對較高，加之務實的作風，杭州的市民文化成功吸收了來自中原的正統文化精華；另一方面，當北方鐵騎打破了原本高雅的藝術文化圈，當時倉皇南渡的文化精英們確實代表了當時中國最頂尖的學術、技藝以及思想水平。歷經百余年，士大夫的精致風雅和市民的閑適相融，杭州的城市審美品格體現出雅俗并存、“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特點，雖仍是“小家碧玉”，但已頗有幾分“大家閨秀”的氣度。

南宋以降，隨著政治中心的北遷，杭州不復南宋時的鼎盛，但經濟仍在發展。杭州的城市文化風格仍然延續著南宋時期的精致風雅和休閑舒適。到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加上晚明性靈文學思潮，江南一帶的文化朝著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方向發展。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間擴大，思想也較為自由，人們對自身價值的審視將江南一帶的審美視角推向關注人本身的自由和發展上。相較于江南其他城市，杭州顯然在文化品格上更加自由、奔放。在這種文化使命的驅使下，作為南宋審美精神的延續，一種關注普通人日常的生活美學悄然興起，普通文化人獲得了審美話語權。而晚明時期的李漁，他的思想與創作正是當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的真實寫照，其美學思想及美學創作詮釋了南宋以降具有煙火氣的審美趨向和審美精神。

李漁的美學思想

李漁，明末清初文學家、戲劇家、戲劇理論家、美學家。生于浙江蘭溪，后往返于杭州與金陵之間，晚年定居在杭州層園。他的一生著述頗豐，尤擅曲詞，然其最重者乃晚年所著《閑情偶寄》，該作品是其一生藝術經驗和生活美學的總結和結晶。

以人為本的審美原則

其一，市民階層的審美視角。李漁一生布衣，他曾追逐在科舉仕進的道路上，卻終究無緣官場；他有著才子的美譽，卻選擇了俳優的道路；他開著書坊，做著商賈，是一個典型的文化商人。他不是什么精英文化的代表，既具有邊緣性，也具有大眾性，是沾著凡塵味的讀書人。這樣的韻士雅人在當時的江南比比皆是，凡讀書而未能仕進者，皆為韻士雅人。這決定了他“泯然眾人矣”的身份本質。因此，他的美學立足于普通人視角，總結的是普通人的美學經驗。

其二，雅俗共賞的審美標準。李漁《閑情偶寄》中的審美標準可以被概括為：尚新、崇儉、務實，是建立在天下人可共循的基礎上的。歷來評論家對其人其作褒貶不一，但對其創新精神的評價幾乎一致。李漁創作，一戒剽竊陳言，一戒網羅舊集，一部《閑情偶寄》自稱“不攘他人一字”。此外，他在日常生活中有諸多創造性設計，比如“活檐”“暖椅”等都是極富個性和創造力的設計。他崇尚簡樸，雖為美學制作，欲儉不能，但仍“寓節儉于制度之中，黜奢靡于繩墨之外”。李漁務實，所創作的《閑情偶寄》堪稱古代生活的百科全書，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制物造舍，最根本的乃是實用，“一事有一事之需，一物備一物之用”。

審美對象的生活化

《閑情偶寄》八部除卻《詞曲部》和《演習部》兩部稍專業以外，其余各部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李漁用一種開放包容的觀點，將日常生活全部納入美學范疇�！堕e情偶寄》圍繞著明清之際文人的生活展開，系統地展現了明清之際文人對自然與愜意的休閑生活的追求，是一部展現明清時期生活美學的作品。

《閑情偶寄》從生活出發，其審美對象為生活本身。首先，它是對煙火生活“活”的樣態的實踐總結，強調生活的審美性、創新性和欣賞性。這種對生活“活”的樣態的實踐總結，一是表現在李漁美學的實踐性上，如其論戲曲，全以身代梨園，并不拘泥于案頭劇本本身；二是強調生活美學的過程化，如論女子美丑，尤重態度，態度何處可習，靠生活熏陶；三是關注生活行為，如在討論房舍時，論及居住當中的行為細節，如灑掃，這已經跨越了文人雅士的生活本身，是一個滿含煙火俗塵味道的行為描述。其次，它雅俗共賞，貧富皆宜，強調了審美的實用性、自然性、適宜性。明末清初江南文風開放，經濟發達，除身居廟堂等輩外，能識文斷字而無一官半職的文人比比皆是。不管被動還是主動，這些與科舉無緣的文士，于讀書一途，已在科舉仕進之外，另辟了生路。而李漁作為當時這類文人的典型，自然地將讀書的經世致用轉換了一個角度，用文人的視角審視生活，變俗為雅，賦予市井之人生活以文人的閑情逸致。

雖為破道之小言，實為經國之大業

李漁《閑情偶寄》寫的都是破道小言，寄情之論。然，“王道本乎人情”。作為一個古代讀書人，雖無一官半職，終日混跡市井，但儒家幾千年道統傳承對讀書人的影響并不會因身份的改變、民風的開放、思想的突破而被全然拋卻。即使到了今天，讀書人骨子里的儒家思想仍然是其精神生活的本源。李漁在當時雖以賣文為生，但從另一層意義上說，實際上是一種儒學民間化的過程。儒學推廣除卻從上至下系統的理論推廣以外，就是儒學的生活化推廣。到了李漁這一時期，在經歷了宋代理學的高潮之后，明代的思想家們都不同程度地對傳統儒學進行了革新和突破，圍繞浙江一帶的浙中王學以及浙東學派，以務實的態度，高舉人情的大旗，以更貼近平民生活的姿態，給儒家思想注入了活力。李漁《閑情偶寄》正是這種儒學市民化的教化擔當。明末清初，江南經濟發達，世風日靡，土生土長的江南士人已養成悠然自得的生活態度。面對此等世情，李漁此集拋卻空談義理，常托物言志，以誡世人。他的美學雖缺少對重大歷史性和社會性主題的關注，但沒有拋棄儒家文化帶給他的影響和熏陶。事實上，他的美學是伴隨這一時期儒學的世俗化與平民化應運而生的，是南宋以降在江浙彌漫的南渡余風歷經千年之后，形成的系統性美學成果。

李漁美學思想對于宋韻文化傳承的當代借鑒

以人為本，人韻共建

兩宋時期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人民至上性�？v觀整個中國封建史，宋朝無疑是人民至上的朝代楷模，其表現在審美上就是對生活細節的極致追求。李漁的美學正是這種“美”下庶人的延續和發展。歷史走到了今天，庶人成了主人，精致富庶成為人民對生活的美好追求。杭州作為這種審美追求的代表，有責任延續這種審美品格。

杭州市委書記劉捷對杭州的城市建設提出了新要求，“奮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在城市社會治理過程中，有兩點是必須要遵循的。首先是城市建設的目標，要以普通市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為目標，努力滿足市民大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其次，城市建設和治理工作是與市民共同完成的，努力奮斗共同推進城市發展是城市居民不可推卸的責任。杭州人民歷來在生活觀念、生活方式上都極其講究生活品質，他們大多對自己的生活有清晰的定位。因此，在用宋韻文化打造“新天堂”的過程中，尤其要注重以人為本，一來仍需不斷提升群體審美品位，使宋韻成為共性審美；二來用宋韻文化打造新時代“新天堂”，其建設的落腳點必須是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質，讓普通民眾在城市文化建設中切實獲得美的感受。

以生活為載體，在生活中傳承宋韻

我們很難用某樣具體的東西來說明宋韻，代表宋韻。我們所說的宋韻，很多時候是內心對精致生活的一種追求和向往。兩宋時期追求的極致美學，在平民化與世俗化的過程中融入了普通市民的生活中。宋韻文化其實是一種活的文化。如果拋開生活本身，單從形式、物質上講究宋韻，如建一個博物館，恢復一個遺址或者花重金打造一個商業街區，將宋韻文化停留在物象符號上，或許可以聚得一時的人氣，收獲一時的熱鬧，但若沒有鮮活的生命力，其終究還是死的物象，很快便會失去吸引力。

宋韻文化的精神內核是其審美的生活化，不管是兩宋時期的市井生活，還是明清時期李漁等文化閑人的休閑生活，無不訴說著美學的生命力乃是其的生活化。除了一個個物象符號的構建以外，或許我們還需要花費更大的力氣在生活中注入宋韻，體現宋韻，讓宋韻文化“活”起來、動起來，讓杭州人的生活成為宋韻最佳的代言。

充實宋韻IP，用文化充實韻味

充實宋韻IP，用文化充實韻味。前文提到，杭州在自然景觀上沒有名山大川的加持，在規模建制上也沒有氣勢恢宏的建筑設計。那么，杭州到底是憑什么出圈的呢？是實力加文化。歷史上的杭州一直是富庶的，文化底蘊深厚。富庶催生文化，文化反哺經濟，文化與經濟的相互扶持，把杭州打造成了一座詩情畫意、休閑舒適的城市。杭州是美的，其有著自然景觀意義上的美，更有著人文之美。

近幾年，杭州著實打造了不少宋韻IP，可以總結歸納為四個方面：特色節日、知名品牌、名人明星、旅游景觀，其中做得較好的是特色節日。杭州有不少獨特的節日習俗，主要圍繞西湖一帶。這些節日都有一定的歷史文化底蘊，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其中，與宋韻結合得比較緊密且影響力較大的是每年的龍井春茶會，龍井本就是杭州的“金名片”，伴隨“茶為國飲，杭為茶都”的提出，一系列茶文化載體和樣式相應而生。作為宋韻十雅之一，茶藝茶道完美地融入了杭州的春茶會，將有形的物、無形的文化、不可湊泊的意趣自然結合了起來。用文化充實宋韻IP，將宋韻的精神內涵宋韻格調融入其中，為其注入鮮活的生命力，使之歷久彌新�；蛟S，韻味雋永是下一步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

宋韻文化是深沉的、厚重的。在用這張“金名片”打造城市特色時，往往會產生一種矛盾心態。首先，它是物象、情感和意境的交錯疊加，我們捕捉到的任何一個部分，都僅僅是部分，而非全貌；其次，它是雅俗的混合體，既精致有格調，也“混跡”在市井小巷、煙火人家。筆者淺見，宋韻傳承，一定是在把握審美內核的基礎上進行的物象建設，是在市民化道路上的文化傳承。舊時王謝堂前燕，而今皆在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