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協狀元》的南戲新“唱”

南戲《張協狀元》長期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這些成果對廓清早期南戲面貌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但仍然還有部分內容尚未受到相關學者的關注或仍處于學術爭論中�，F從情節安排的內在邏輯角度入手，對《張協狀元》中張協兩次面對絲鞭時態度轉變的內因、王勝花何以因求嫁不得而死、篇幅巨大的科諢片段存在的原因及其意義作出解答。

目前現存最早的南戲劇本是《張協狀元》，其載于明《永樂大典》第13991卷，原嘉靖重寫本由葉恭綽先生從海外購回，現已佚，學界現用于研究的底本多是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的排印本。

《張協狀元》由永嘉才人據劇本《狀元張協傳》改編而成，而其改編的目的在劇本中也以念白的形式在第一出中有所體現，“《狀元張協傳》，前回曾演，汝輩搬成。這番書會，要奪魁名。占斷東甌盛事，諸宮調唱出來因”�！稜钤獜垍f傳》改編的目的在于實現“奪魁”與“占斷”。所謂“奪魁名”，常指在某種由多人或多組織參與的競賽或競爭中取得第一名的成績，“占斷”則是在某一地域或領域獲得較高的認可度。根據相關材料表述，對《狀元張協傳》進行改編的目的是九山書會意圖通過“奪魁名”的方式實現對“東甌”的“占斷”。要想實現“奪魁名”的目標，就必須符合評判標準，如觀眾的人數、演出者的技藝純熟程度、劇本的優劣等。前兩者由于尚未發現相關的文獻記載暫時無從可考，故而對劇本優劣的考察就顯得格外重要。

孫崇濤先生在對《張協狀元》進行解析時曾提出“為何張協在中狀元后，拒絕王德用招婿，理由是‘求名我不在求妻’，而不選擇實話實說”和“為何張協會第二次接絲鞭”的問題。這一問題隨著學界對《張協狀元》研究的深入得到了解答。本文將從情節設置的角度對此問題進行解答。

在回答這一問題前，首先應當明確劇本中張協同貧女的情感狀態，在劇本二十二出“張協赴京”之前，張協從未對貧女提過“愛”字，甚至在離別之時的解釋也是“正是雁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朱熹所撰的《四書章句集注》曾載：“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边@段感情經歷對于張協來說只是前往長安城科舉趕考路上的一段插曲，甚至可以說是其一生中的污點。反觀貧女，其對張協的態度有一個不斷轉變的過程。言語上，從陌生時的“甚人來投此處？早早開門，莫教奴家立地”，到送別后的“時常眼淚不曾干，只恐別郎容易見郎難”。行為上，兩個月的朝夕相處使得貧女從內心認可了張協是她的夫君，致使貧女不顧他人眼光剪發為張協換盤纏。生活上，在張協到來之前，貧女的生活是“付分緣與人緝麻，夜間獨自一個，宿在古廟”，雖不安穩但也沒有過于貧困，而在張協離開后，其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神思又不忺，錢又沒撩丁，米又沒半升，只得往大公家去，緝麻緝苧，胡亂討些飯吃”。綜上，原文中的貧女在言語、行為、生活中處處透露著其對張協的愛。

張協對貧女既無愛慕之心，又無愛護之行。其同貧女在一起的目的是通過這場婚姻擺脫當前的困境。在二人成婚之前，張協是“因登此山上，強人衣虎皮。把協劫掠薄賤，一查打皮肉，破損獻血滿”的狀態。張協與貧女雖然都很貧困，但二人對貧困的接受程度不同。貧女在未與張協見面前，并未打算通過嫁人離開古廟或擺脫貧困，在劇本第三出中，貧女唱道“若要奴家好，遇得一個意中人，共作結發，夫妻相與諧老”。劇本中指出距離五雞山最近的行政區是江陵府，即如今的荊州市，而張協的老家在成都府，劇中所述的故事大約是在北宋時期。北宋時期交通較為落后，張協又無其他賺錢能力，若不是貧女為其湊足盤纏，或許張協也只能在五雞山終此一生。

對于張協為何假借無父母之命而拒絕絲鞭，筆者認為原因有二。第一，張協自認文采飛揚，而王得用貴為八位之尊，居于群臣之上，二者身份相差較大，張協怕他人認為他攀附權貴，意圖與當時廣泛流行的“宋人貴易交，富易妻”的行為劃清界限。第二，擔心貧女千里尋夫。前文所述，一旦大考結束，市井總有“登科記”售賣，“登科記”作為受到官方認可的文件大量流傳于民間�！杜R安志存》載：“真宗咸平元年（998）孫僅、唐肅貫開封、盛京貫開封，凌晨，盛京舊志不載，以夷白集考其家世，以大宋登科記考其姓名增入�！比魪垍f同意為王得用之婿，貧女一旦得知張協成為今科狀元，必定前往長安尋夫，此事如果敗露，張協必然會落下罵名。

張協第二次同意與貧女成親的原因同樣由多種因素構成。首先，以劇中張協的視角來看，貧女已死，上段婚姻無從查起，他曾經結婚的事實已死無對證，不會有人再成為其攀附權貴的威脅�；蛘哒f，張協自認為此時自己已經可以卸下傳統道德的枷鎖而追求個人的發展。

其次，劇中的王得用除了是當朝權貴外，還是張協的直接上司，若可以得到王得用的庇護，張協不僅可以“抱得美人歸”，還能夠“官運亨通”。

再次，與王得用義女結為夫婦，可以化解王得用對其的“喪女之恨”。

最后，創作者通過這一情節的塑造，成功為戲曲劇情畫上句號，其為當時最受歡迎的大團圓結局。此處情節的設置雖有不合理之處，即剛經歷喪女之痛的王得用從客觀角度來講完全無須將貧女嫁給張協，何況張協還是導致其女王勝花死亡的元兇。二者身份對比懸殊，張協雖是狀元，但剛入官場，其身份同貴為王爺的王德用有天壤之別。因此，張協對于接絲鞭的迫切程度遠高于王德用嫁女的迫切程度，換言之，王德用“嫁女”的情節完全是作者為了實現大團圓結局而塑造的。

上文所述的是情節的內部邏輯，其實文中早有關于二人命運的解釋，在第五十三出中，“羅綺相隨羅綺去，布衣隨著布衣流”。細想張協同貧女之間命運的轉變主要在于身份的轉變，在五雞山被劫掠是張協前往古廟得以同貧女相遇的重要因素，而經過此次劫掠，張協除去身上受傷之外，更重要的是丟失了繼續前往長安所需的盤纏。秀才的身份不僅為張協帶來了婚姻，也為其帶來了前往長安的機會，但二人在一起的實質是“秀才落難”和“布衣相婚”。而高中狀元也代表著張協身份的轉變，文中有兩處可以見得：第一，張協被當朝黑王招婿；第二，張協在花費金錢時的闊綽程度，如“（丑）工雇錢？（生）一日各支三兩。（凈）食錢？（生）一日各二貫……（生）各支十文”。曹福鉉的《宋代米價變動的原因》一文中曾對宋朝米價變動的原因進行了研究，文中曾考證宋朝時期米價約為一百二十文每斗。雖說戲文會對生活部分要素進行夸大，但此處同宋代實際收入差距如此之大，顯然是戲文創作者有意為之，而夸大張協所給的報酬是為了顯示出其同貧女的階級與經濟差距，并同張協從前的生活作出區分。而貧女憑借成為王德用義女實現了階級躍遷，從而在后續的聯姻中實現了階級對等。

貧女與王勝花面貌的相似也是本劇中另一個讓人不解之處，劇中曾用“眉兒和那眼兒，與我兒無二，身材裊娜腰肢細”“活脫似勝花娘子”“貧女身上狼狽，我女近才喪亡，臉兒相類恁精神”等表達二者之相似，此處二者面貌之相似必定是劇目創作者有心為之。二者面貌相似，但又完全不同，她們雖都出生于富貴之家，但貧女年幼時便父母雙亡，王勝花童年如何雖未交代，但從劇目第十三出其出場的自序中可以看出，其必定是嬌生慣養。劇中采用大量篇幅描寫了貧女因底層人民身份所遭遇的悲慘經歷，意圖同勝花的生活作出比較。比較的目的同樣在于突出“羅綺相隨羅綺去，布衣逐著布衣流”的內涵。除去貧女與張協的階層轉化外，貧女自身的階層轉化同勝花自身的對比也十分明顯，若非王德用歇腳于古廟時遇到面龐酷似剛故去之女王勝花的貧女，貧女也不會獲得階層躍遷的機會。換言之，貧女階層轉化的實質是劇作家出于劇目劇情推進的需要，強行以“命運”的幌子加在貧女身上的。而對王勝花衣食住行的描寫不僅是為了將其與貧女的生活加以對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滿足底層受眾對階級躍遷的幻想。

本戲包含大量科諢片段的原因有三。第一，郭亮認為南戲源自流行于溫州一帶的“二小”（小旦、小丑）戲，其是這類戲曲在吸取雜劇的基礎上不斷融合諸宮調等形成的，科諢內容則是多種形式相互結合的過程中所伴生的歷史遺留物。第二，科諢內容的存在可能是其他藝術種類的不完全融合所導致的，還可能是為了迎合觀眾的需求所設置的。宋朝時期人們的文化水平較低，難以理解長篇敷演的戲文。而在其中加入科諢片段可以吸引受眾的關注，達到“場場爆滿”的觀演效果。第三，科諢內容的出現與南戲的創作群體息息相關，南戲由于誕生于鄉土文明中，缺少相對專業的劇作家和扮演者，也正是如此才使得創作者創作出真正滿足底層人民審美需求的劇作。

本文將對幾處科諢片段進行分析，探究科諢片段與情節安排的意義。以第二十一出王府計議勝花婚事片段為例：

（合）出得幾多錢，招捉那狀元為姻眷。（末白）覆相公：共得幾錢，招捉駙馬�。ǔ螅┡c它豁湯錢十萬貫。（末應）（丑）下馬錢十萬貫。（末應）（丑）湯風錢、接鞭錢、游街錢各十萬貫。（末）覆相公：許多錢那里支？（丑）城隍廟里支。（末）卻是紙錢。

筆者認為此片段采用科諢的方式進行描寫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歷史上確有王德用此人，如在《宋史·本傳》《孫公談圃》《萍洲可談》《尚友錄》等多部文獻中可見，作者在描寫真實存在的政治人物，尤其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正面人物時，往往出于政治避難的原因，不對其正面形象進行過分虛構。王德用是北宋名將，在此處不論以何種方式進行描述都會對其產生冒犯，而劇情的發展又需要對王德用作出一定程度的編排，當現實的政治與劇情的發展產生沖突時，作者的處理方式格外重要。而科諢本身就具有滑稽、逗樂的屬性，所以在此處采用科諢的方式，既能夠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又能夠讓觀眾明白此為虛構。

第二，為了顯示劇中表現的“貴易交，富易妻”現象中的“富”與“貴”二字。周臘生曾對各朝狀元官職進行了研究，認為宋代對狀元較為重視，大部分人都能得到重用。張協作為當科狀元，未來的仕途發展空間巨大，而劇中所戲說的共計五十萬貫的“捉婿錢”，雖是“戲言”，也是科諢，但從側面印證了狀元身份在當時民眾心中的地位，更是劇中張協富貴身份的襯托�？普熤姓宫F出王府為“捉婿”所下的決心也對后續劇情中王勝花因“竟嫁不得一狀元”而死作出了解釋。

第三，與后續描述貧女吃不飽、穿不暖的現狀產生對比。同樣是結婚，貧女與王勝花所享受的待遇完全不同。劇作家立足于二者身份的不同，將目光放至社會層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狀。

第四，拉近同觀眾之間的距離，此時的南戲由于是鄉野小調，不為士大夫階級所接受，因此這一階段南戲的受眾主要是勞動人民，故而具有很強鄉土氣息的科諢有利于南戲在民間得以廣泛地傳播。

科諢片段的使用可以吸引觀眾的注意力。與雜劇不同，南戲劇情的長度動輒數十出，因此在演出過程中具有冗長的特性，為了保證演出的效果，或達到劇中九山書會“占斷”的目的，其需要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劇中通過凈與末之間的科諢模糊了“小二買登科記”與上下兩出的時間距離，引起觀眾對后續劇情發展的好奇心，較為巧妙地避免了觀眾因演出時間過長而流失的現象發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戲曲的觀賞性，為早期南戲的廣泛傳播做出了貢獻。

相較于后續出現的較為成熟的南戲作品，科諢片段的消失或許是士大夫階級逐漸接受南戲的結果。這既是南戲戲曲結構的一大進步，也可看作士大夫階級審美傾向逐漸征服底層人民審美的過程�！盃钤�負心”體現的除去“貴易交，富易妻”的中心思想外，更滿足了底層勞動人民對上層階級的窺探欲。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是底層人民所津津樂道的，因此才會出現眾多以狀元為刻畫對象的戲曲作品。只有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士大夫階級，才能夠擺脫底層人民“吃不飽、穿不暖”的悲慘命運。而對于統治階級而言，此類作品的出現雖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負面影響，但其所宣揚的“學成文物藝，貨與帝王家”的思想夯實了統治的根基。

劇中除去科諢片段外，也有大量的成語、諺語與方言，這類通俗語言的存在是南戲得以在眾多娛樂方式中脫穎而出的關鍵。以方言為例，方言是“一種語言中跟標準語有區別的、只在一個地區使用的話”，方言同其產生地域的相關文化、民俗等息息相關。在戲曲作品中使用方言、成語、諺語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拉近戲曲作品與觀眾間的距離，削弱觀眾在欣賞戲曲作品時因作品的時空轉換帶來的陌生感。

總之，《張協狀元》作為目前可見的最早的南戲作品，其研究意義與價值重大�！稄垍f狀元》的相關研究雖已進行百年之久，但仍有繼續研究的價值。對《張協狀元》進行研究不僅可以廓清歷史上早期南戲的真實面貌，彌補戲曲史上的空白，還能對宋朝時期溫州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進行深入解讀，為“狀元戲”“負心戲”等戲曲的研究提供材料依據，有助于相關專家學者對宋朝的科舉文化、民風民俗進行進一步探究。此外，通過對南戲與其他劇種類型展開交叉對比研究，可以了解劇種傳播過程中不同戲曲種類雜糅的過程與要素。